Z1，直径1、深0.3厘米，有灼烧痕迹。Z2，直径1.3、深0.3厘米，有灼烧痕迹，并有横向兆痕。Z3，直径1.3、深0.4厘米，有灼烧痕迹。Z1、Z2相距1.4、Z2、Z3相距0.6厘米。从圆形钻直径及灼烧痕迹来看，改制骨铲时是从圆形钻中“一字型”凿劈开后打磨加工。卜骨改制后的骨铲正反面及侧缘均经粗砾石打磨，痕迹明显。骨铲单面刃，刃部在肩胛骨的背面，较锋利，可以明确卜骨经改制后的单面刃朝上的背面当为骨铲的正面（使用面）。肩胛骨正面Z3上部残存有一行竖向刻辞，计5字“曰：甶稼稷卜”（图二）。
图二 2019PYⅣF2出土“稼稷”甲骨文照片、摹本、拓片
1.骨铲正面 2.骨铲背面钻凿 3.甲骨文放大 4.摹本 5.拓片
该卜辞刻写方式比较特别，是将肩胛骨横置，肩胛颈在左，骨板在右。然后在钻凿的爆裂面竖向刻写，可能是有守兆的意味，和姚河塬已经发现的卜甲刻写方式一致，或许是直接借鉴了卜甲的刻写模式。区别在于，该卜辞字体较大，“曰”字径宽0.2×高0.3厘米、“甶”字径0.3×0.3厘米、“稼”字径1×0.9厘米、“稷”字径1×0.7厘米、“卜”字径0.3×0.2厘米。“稼稷”二字在该行刻辞中特意将字体刻写较大，是其他字体的几倍之多，有专意突出“稼稷”二字的意味。这也是目前姚河塬遗址170余甲骨文字中最大的两个字，刻写方式有着特别的含义（图三）。
图三 2019PYⅣF2出土“稼稷”甲骨文放大图
二、文字考释
卜骨因改制为骨铲，仅残存5字，“曰：甶稼稷卜”。
“曰”字残存大半部分，中间一横向右出头（图三，1），与周原甲骨文H11∶5“曰”字一致[2]，此与刻写方式有关，该字出头是因中间的这一横系从内向外划刻所致。
“甶”字（图三，2）在已知周原甲骨卜辞中出现较多，周人甲骨文普遍使用“甶”字是其一大特点。如：H11∶2“自三月至于三月月，唯五月，甶尚”，H11∶6“ 曰：竝甶克事”，H11∶96“□告于天，甶亡咎”[3]。徐中舒释此字为“西”[4]，陕西周原考古队在发表甲骨坑的简报中释读为“叀”，并认为与“惟”同义，或释读为“迺”字[5]。然而“叀”字同时出现在包含有“甶”和“迺”的卜辞辞例中，且“甶”与“迺”的字形完全不同。
H11∶174“贞：王其□用，胄叀……甶不女王”[6]
H31∶4“迺则……甶亡咎”[7]
李学勤和王宇信首次将该字隶定为“甶”字，读为“斯”，与“思”相通，也通“惟”，属虚词[8]。夏含夷在分析周原甲骨关于“甶”的辞例后认为“甶”字的用法很规律，均为卜辞的尾语，表示积极的意思，是卜人向鬼神的祈求，“甶”（思）应该是动词，表示“愿”的意思，是卜人向鬼神表示“心所希望”[9]。王恩田认为“甶”与“信”双声叠韵，音同借为诚信的信，用作表态副词，意为诚然、果然。[10]
，在已出土的西周甲骨文中尚未出现该形体，姚河塬遗址西周甲骨中首见该字（图三，3）。殷墟卜辞中有、字，被隶定为“”“”，释读为“稼”，如：
辛丑卜，□，贞，……。（《合集》9617）
贞，今其雨？不隹。（《合集》9619）
观其字形，犹如一行一行整齐种植于土田中的禾。旧释字为“啬”[11]。《史墙盘》的出土完美的解决了这一问题，盘铭中“无责农啬（穑），岁（稼）唯辟”句中“穑”和“稼”同时出现，可证“”非“啬”字。李学勤认为：“‘’，应为苗字。《说文》解释苗字为艸生于田，是会意字。段玉裁曾指出‘苗之故训禾也。’盘铭的写法更能表现苗的本义。《诗·硕鼠》传：‘苗，嘉谷也’”[12]。裘锡圭认为“”象禾艺田中，应为“稼”的初文[13]。《诗经·魏风·伐檀》：“不稼不穑”，毛传曰：“以稼穑相对，皆先稼后穑，故知种之曰稼，敛之曰穑。”[14]可见，“稼”意为“种植谷物”。
，该字是首次发现（图三，4），已出土的殷墟和西周甲骨文中均未出现一致的字形，当释读为“”。在殷墟甲骨文中有（《前编》四，四〇，一）、（《甲编》四〇三）诸形的字，从禾从三点，也有从四点以上的字形，诸如（《甲编》三四七）、（《明藏》四四七）、（《甲编》五九二），过去对这类字不是误释，就是混淆，有释“粟”“禾”“黍”等不同的见解[15]。于省吾释为“”，并认为是“稷”字的初文，今称谷子，去皮为小米。第一期至三期甲骨文的“”从禾从三点，间有从四至六点者。从第三期开始点变为双钩，作（《粹编》一五七四）、（《佚存》五六三）诸形。这类从双钩点的字，商承祚误释读为“噩”[16]。其实，禾旁所附加的实点或双钩点，虽然数量不一，但都是古文字的“齊”字。在甲骨文中“齊”字写作（《乙编》四二二七）、（《前编》二，一五，三）字，早期金文中写作（齐父癸觯，商代晚期）[17]、（齐妇鬲，西周早期）[18]、（齐壶，原称齐卣，西周早期），盖铭[19]。可见，在古文字中双钩与填实的字是相同的，上述所举虽然字形略有差异，但都是从禾从齊，也就是“”字的初文[20]。《说文》：“稷也，从禾齊声。秶、或从次。”又“稷，也，五谷之长，从禾畟声。，古文稷。”[21]许氏以“秶”为“”的异体字，“稷”为正字。从甲骨材料来看，、是“稷”初始字。综上，就是稷，前者是商代的称谓，姚河塬甲骨文字是西周人的称谓，从禾声，释读为“”。《说文》段氏曰：“ ，古文稷，概古文畟。”[22]杨树达认为，与畟当为二字，稷则畟之异体字[23]。
穧在商代甲骨文中的形态表明它是一个象形字，而在周初甲骨文中，如本片的稷字是形声字。根据古文字演化的一般规律，象形字在前，形声字在后。形声字多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从穧变成稷字，从象形字变成形声字，对我们研究古文字的演化有一定的意义。本片的字，后来保留在《说文》中，即所谓“古文稷省”，其实是稷字的最早形态，这对于探讨稷字的来龙去脉提供了证据。
“卜”，残存上半部分（图三，5），但从字形判断，或为“卜”字。
商代种植的农作物种类，于省吾考释有黍、、、麦、、秜等[24]，裘锡圭考释主要有禾、黍、来（小麦）、麦（大麦）、、秜、等[25]，彭邦炯考释有黍、稷、麦、菽、秜、畬等[26]，吴其昌考证有黍、禾（年）等[27]。殷墟甲骨文中登的次数往往大于登黍的次数，足见在祭品中占有比黍更重要的位置[28]。这说明穧是商代的主要粮食作物品种，也是祭祀最常用的祭品，所以经常会卜问能否获得丰收。由本片甲骨可见，稷也是西周时期姚河塬一带的主要粮食作物，从目前姚河塬遗址的浮选研究结果来看，主要种植粟、黍，大麦、小麦次之[29]。所以会卜问是否种植稷，与商代晚期殷墟的情况差不多。是否种植谷子成为占卜的重要内容，说明占卜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三、西周卜用后甲骨的处理
甲骨研究必然涉及形态，“甲骨学者不仅要研究文字，也要研究文字所依附的材料及其形态”[30]。
卜后甲骨的处理方式是认识当时占卜习俗、时人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占卜所用甲骨依据有无刻辞可分为有字与无字两类，其庋藏、改制、遗弃都是甲骨学所关注的问题。商代以前国内已出土的卜骨几乎无一例外，全是灰坑、灰沟等废弃后的垃圾坑等出土，没有发现专门埋藏这类卜用后甲骨的相关遗迹[31]。董作宾将殷墟甲骨文的埋藏情况归纳为四种：一是，储存，是有意的保存储藏；二是，埋藏，数量极少；三是，散佚；四是，废弃，即废物利用，将卜用过的甲骨，作习契之用，或把用过的骨板锯去一部分，改用他物[32]。但是学者对于“存储、贮存”说提出质疑[33]，刘一曼对诸说逐一分析肯定了“有意识埋藏甲骨的坑”[34]，以及“甲骨按内容存放（龟室）并有专人（龟人）保管”[35]等观点。综合目前商代甲骨的考古发现来看，埋藏情况比较复杂，大部分卜用后的甲骨被弃置或废物利用改作他物，也有少部分是有意识的专门埋藏，诸如1936年殷墟小屯北第十三次发掘的YH127甲骨坑[36]、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37]等。西周甲骨集中发现地除凤雏甲组建筑基址H11和H31[38]、周公庙遗址[39]外，姚河塬城址甲骨文是近年来最集中的一次发现。
西周甲骨的埋藏处理已有学者做了讨论[40]，凤雏甲组建筑基址H11、H31出土有17400余片甲骨，但残碎且与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共同填埋[41]，周公庙遗址庙王西04QZH1[42]与祝家巷北08A2G2[43]卜后甲骨的处理方式和凤雏甲骨一致。据统计周公庙计有9个单位，5个地点出土刻辞甲骨，共计9000余件，出土甲骨的遗迹属性均为垃圾坑[44]。邢台南小汪西周甲骨文[45]、琉璃河西周甲骨文[46]也是灰坑（垃圾坑）出土。姚河塬城址2019PYⅣF2出土的这件文字卜骨与其他几件无字的卜骨、卜甲一起出土于F2房址废弃后的垃圾埋藏物中，与已经发掘的姚河塬城址铸铜作坊区内出土的卜骨、卜甲在卜后处理方式上相一致，且部分卜骨在埋入之前经过火烧或弃置垃圾坑中被余烬烧至炭黑色[47]。F2内总计出土11件甲骨，多残碎，其中部分卜骨风化严重，显然是弃置在自然界中很长时间后再与其他垃圾一同填埋到F2内。
从现有的西周甲骨出土情况来判断，卜后甲骨处置随意，并非有意储藏，与殷墟遗址在卜后部分甲骨的处理方式上有区别，也与司马迁所记述关于三代卜用甲骨的用后处置方式相悖，“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以为龟藏则不灵，蓍久则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宝藏蓍龟”[48]。从周原、丰镐、琉璃河、姚河塬这类都邑城址出土的西周时期的卜用后甲骨的处置方式来看都是“已则弃去之”，可能西周时期卜官也不尽然坚持“宝藏蓍龟”的传统，或还有待新材料的发现来解决。
姚河塬这件甲骨卜用后被改制为骨铲使用，也就是董作宾所言“废物利用”，这种情况在无字卜骨中常见，在刻辞卜骨中并不多见。周公庙遗址2011年出土1件刻辞卜骨也被改制为骨铲[49]，也从侧面印证周人对卜后甲骨即便是刻有文字也是随意改制用作他物的。
四、小结
姚河塬西周城址是近年来商周考古领域的重要发现之一，出土的西周甲骨文备受学术界关注，这件稼稷甲骨文的发现，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有助于了解姚河塬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稼，就是种植谷物；稷，就是现在所说的谷子。表明西周时期姚河塬地带主要种植谷子这类粮食作物，是否种植谷子成为占卜的重要内容，且将“稼稷”二字放大刻写，说明占卜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另外，这版甲骨占卜内容与骨铲功用存在一致性的现象。
二是有助于研究古文字的演化。从姚河塬出土“稼稷”甲骨文来看，是稷的初始字。穧就是稷，前者是商代的称谓，后者是西周的叫法。从穧变成稷字，从象形字变成形声字，对我们研究古文字的演化有一定的意义。是稷字的最早形态，这对于探讨稷字的来龙去脉提供了证据。
三是周人对卜用后的甲骨处理较随意，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都是和建筑、生活等垃圾一起填埋，并未发现专门庋藏甲骨的遗迹。姚河塬城址墓葬区、铸铜作坊区、遗址边缘地带都有出土甲骨文，表明姚河塬城址人群文字使用较为普遍，也说明西周卜骨卜用后“已则弃去之”的处置传统，也存在甲骨文“废物利用”改制为骨铲等其他工具的情况，丰富了甲骨学的研究内涵。
四是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途径获得了这块被卜用过的甲骨，被改制的卜用甲骨是经过专人改制后通过其他途径流转使用还是捡拾（获得）者自己改制的，使用这件骨铲的人认识骨铲上面这些契刻的文字吗？这些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周王朝向西北的拓展：以姚河塬商周遗址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18ZDA217）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宁夏古代人类与动物骨骼考古新方法应用示范研究”（项目编号2020BFG02008）的阶段性成果。文中卜辞由张懋镕先生释读，拓片由何巧娟女士制作，线图由杨少毅、于雁北、安博文绘制，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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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城址》，《考古》2021年8期。
[2]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年，第5页。
[3]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年，第2、6、70页。
[4]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5]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6]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年，第104页。
[7]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年，第139页。
[8]李学勤等：《周原卜辞选释》，《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250页。
[9][美]夏含夷：《试论周原卜辞甶字——兼论周代贞卜之性质》，《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中华书局，1989年，第304～308页（后收入氏著《古史异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3～98页）。
[10]王恩田：《释甶——兼说周原甲骨文中的验辞》，载宋镇豪等编：《纪念殷墟YH127甲骨坑南京室内发掘70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81～385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第251页。
[12]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13]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
[1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0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第302、308、312页；温少峰等：《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166、170页；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载胡厚宣主编：《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第198～244页（后收入氏著《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第154～189页，亦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3～241页）。
[16]商承祚：《殷契佚存考释》，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3年。
[17]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十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60页。
[18]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六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6页。
[19]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二十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7页。
[20]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台湾大通书局，1981年，第244～246页。
[21]（汉）许慎：《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21～322页。
[22]（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563页。
[23]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国科学院，1954年，第47页。
[24]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第81～107。
[25]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3～241页。
[26]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15～353页。
[27]吴其昌：《甲骨金文中所见的殷代农稼情况》，载胡适等编：《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79～314页。
[28]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台湾大通书局，1981年，第246页。
[29]傅文彬：《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6月，第43页。
[30]黄天树：《甲骨形态学》，《甲骨拼合集》，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514～538页。
[31]谢端琚：《中国原始卜骨》，《文物天地》1993年第6期；崔波：《甲骨占卜源流探索》，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6月；周新颖：《甘青地区史前卜骨研究》，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6月。
[32]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台湾艺文印书馆，1965年，第43～44页。
[33]姚孝遂等：《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中华书局，1985年，第206页；汪宁生：《彝族和纳西族的羊骨卜——再谈古代甲骨占卜习俗》，《文物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张国硕：《关于殷墟的几个间题（提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发掘70周年学术纪念会论文》，1998年，第37页。
[34]刘一曼：《论殷墟甲骨的埋藏状况及相关问题》，载《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7～164页（亦载《三代考古》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54～370页）。
[35]刘一曼：《花东H3坑甲骨埋藏状况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报》2017年第3期。
[36]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年，第71～145页。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38]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39]岐山周公庙遗址计有两处甲骨出土地，即庙王村04QZH1和祝家巷II－IA2G2。
[40]郭明：《周原凤雏甲组建筑H11“龟室说”质疑——兼论商周时期甲骨埋藏问题》，《四川文物》2014年第6期；种建荣：《试论西周甲骨的埋藏方式——以周公庙刻辞甲骨的出土为例》，《文博》2018年第3期；赵艺蓬等：《西周甲骨的庋藏问题初探》，《文博》2018年第5期。
[41]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陕西周原考古队等：《岐山凤雏村两次发现周初甲骨文》，《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42]周公庙考古队：《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考古收获丰硕》，《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31日第1版；种建荣等：《周公庙遗址甲骨坑H1发掘记》，《文博》2005年第1期。
[43]周公庙考古队：《岐山周公庙遗址去年出土大量西周甲骨材料》，《中国文物报》2009年2月20日第5版。
[44]种建荣：《试论西周甲骨的埋藏方式——以周公庙刻辞甲骨的出土为例》，《文博》2018年第3期。
[4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址西周遗存的发掘》，《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第241～250页。
[46]琉璃河遗址考古队：《北京琉璃河遗址发掘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2日第1版。
[47]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城址2017～2020年度考古简报》，《考古》2021年8期。
[48]《史记》卷一二八《龟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23～3224页。
[49]雷兴山老师见告，该器物笔者也曾观摩过线图，两行竖向刻辞，共计6字。
作者：马强（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江汉考古》2023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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